司马光

司马光

司马光(1019年11月17日-1086年),字君实,号迂叟,陕州夏县(今山西夏县)涑水乡人,《宋史》,《辞海》等明确记载,世称涑水先生。生于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。北宋史学家、文学家。历仕仁宗、英宗、神宗、哲宗四朝,卒赠太师、温国公,谥文正,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《资治通鉴》,为人温良谦恭、刚正不阿,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,历来受人景仰。生平著作甚多,主要有史学巨著《资治通鉴》、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》、《稽古录》、《涑水记闻》、《潜虚》等。► 1896篇诗文

轶事典故

  
一生诚信,应该也是受父亲的诚实教育的影响,大概在五、六岁时,有一次,他要给胡桃去皮,他不会做,姊姊想帮他,也去不掉,姊姊就先行离开了,後来一位婢女用热汤替他顺利将胡核去皮,等姐姐回来,便问:“谁帮你做的?”他欺骗姊姊是自己做的,父亲便训斥他:“小子怎敢说谎。”司马光从此不敢说谎,年长之后,还把这件事,写到纸上,策励自己,一直到死,没有说过谎言。
的儿子邵伯温还看过这张纸。清人
说:“司马光一生以至诚为主,以不欺为本。”後人对司马光盖棺论定之语,也是一个“诚”字。
  有一次,司马光跟小伙伴们在后院里玩耍。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,有个小孩爬到缸沿上玩,一不小心,掉到水缸里。缸大水深,眼看那孩子快要没顶了。别的孩子们一见出了事,吓得边哭边喊,跑到外面向大人求救。司马光却急中生智,从地上捡起一块大石头,使劲向水缸砸去,“砰!”水缸破了,缸里的水流了出来,被淹在水里的小孩也得救了。小小的司马光遇事沉着冷静,从小就是一副小大人模样。这件偶然的事件使小司马光出了名,东京和洛阳有人把这件事画成图画,被人们广泛流传。
  司马光要卖一匹马,这匹马毛色纯正漂亮,高大有力,性情温顺,只可惜夏季有肺病。司马光对管家说:“这匹马夏季有肺病,这一定要告诉给买主听。”管家笑了笑说:“哪有人像你这样的呀?我们卖马怎能把人家看不出的毛病说出来!”司马光可不认同管家这种看法,对他说:“一匹马多少钱事小,对人不讲真话,坏了做人的名声事大。我们做人必须得要诚信,要是我们失去了诚信,损失将更大。”管家听后惭愧极了。
  司马光性情淡泊不喜奢华,他在《训俭示康》中曾提到小时後长辈会给他穿华美的衣服,他总是害羞脸红而把它脱下。宝元年间中举时,曾得到仁宗皇帝的接见。酒席宴会上,每人都在头上插满鲜花,肆无忌惮地嬉戏取乐,唯独司马光正襟危坐,也不戴花。同事提醒说:“戴花乃皇上之令也!”司马光才不太情愿地戴了一朵小花。
  司马光有一个老仆,一直称呼他为“君实秀才”。一次,
来到司马光府邸,听到仆人的称呼,不禁好笑,戏谑曰:“你家主人不是秀才,已经是宰相亦,大家都称为‘君实相公’!”老仆大吃一惊,以后见了司马光,都毕恭毕敬地尊称“君实相公”,并高兴地说:“幸得大苏学士教导我……”司马光跌足长叹:“我家这个老仆,活活被子瞻教坏了。”
  北宋士大夫生活富裕,有纳妾蓄妓的风尚。司马光是和

一样,极为罕见的不纳妾、不储妓之人。婚后三十年余,妻子张夫人没有生育,司马光并未放在心上,也没想过纳妾生子。张夫人却急得半死,一次,她背着司马光买了一个美女,悄悄安置在卧室,自己再借故外出。司马光见了,不加理睬,到书房看书去了。美女也跟着到了书房,一番搔首弄姿后,又取出一本书,随手翻了翻,娇滴滴地问:“请问先生,中丞是什么书呀?”司马光离她一丈,板起面孔,拱手答道:“中丞是尚书,是官职,不是书!”美女很是无趣,大失所望地走了。
  还有一次,司马光到丈人家赏花。张夫人和丈母娘合计,又偷偷地安排了一个美貌丫鬟。司马光不客气了,生气地对丫鬟说:“走开!夫人不在,你来见我作甚!”第二天,丈人家的宾客都知道了此事,十分敬佩,说俨然就是“

”白头偕老的翻版。唯独一人笑道:“可惜司马光不会弹琴,只会鳖厮踢!”张夫人终身未育,司马光就收养了哥哥的儿子“司马康”,作为养子。
  司马光就如此和妻子相依为命。洛阳的灯会享誉天下,逢元宵节,张夫人想出去看灯,司马光说:“家里也点灯,何必出去看?”张夫人说:“不止是看灯,也随便看看游人。”司马光一笑,说:“看人?怪了,难道我是鬼吗!”

人物生平

  宋真宗天禧三年(1019年)十月十八日,
出生于光州光山,此时其父司马池任光山县令,所以给他起名光;六岁时,司马池就教司马光读书,七岁时,不仅能背诵《左氏春秋》,还能讲明白书的要意;并且做出了“砸缸救友”这一件震动京洛的事。
  天圣九年(1031年) ,司马光随父亲司马池从东京出发,一路经洛阳、潼关、宝鸡,过秦岭,前往四川广元,出任利州转运使,在栈道上遇着巨蟒,他沉着冷静地手持利剑,扎进巨蟒的尾巴上,使巨蟒疼痛得一震,滚下了深不可测的栈道下边。
  司马光的博学来自多方面,一方面他好学强识,另一方面他的父亲也着意培养。他既诚实聪明,又十分懂事,深得父亲喜爱。同时,每逢出游或和同僚密友交谈,司马池总好把他带在身边。耳濡目染,使司马光不论在知识方面,还是见识方面,都“凛然如成人”。好多当时的大臣、名士,都很赏识司马光。 尚书张存主动提出将女儿许配给司马光。担任过副宰相的庞籍在司马池死后,把司马光当成自己儿子一样培养、教育。司马池辗转河南、陕西、四川各地为官,始终把司马光带在身边。所以,司马光在十五岁以前就跟随父亲走过好多地方,在这些地方访古探奇,赋
题壁,领略风土人情,极大地丰富了司马光的社会知识。
  宝元元年(1038年),司马光二十岁,他参加了会试,一举高中进士甲科,从此步入仕林,初任华州(今陕西华县(判官。此时司马池正任同州(今陕西大荔)知州,两地相距较近,司马光经常前往探望父母。在同州他结识了同科进士石昌言,石早有才名,在同州当推官,虽比司马光大二十多岁,但两人很谈得来,经常在一起交流学问,谈古访今,成为忘年之交。同年,他和张存的女儿结婚。
  宝元二年(1039年),因父亲调往杭州任职,司马光辞掉华州判官,改任苏州判官。正当他怀着远大的抱负,在仕途上步步上进时,他的母亲病逝了。按照封建礼教,他必须辞官回家服丧三年。在此期间,北方党项族人元昊称帝,建立了西夏国,西夏为了摆脱对宋朝的臣属地位,同宋朝发生了战争,宋朝连连失败。宋仁宗为了加强军事防御力量,要求两浙添置弓手,增设指挥使等官职。司马父子认为这样做,并没有什么好处。于是由司马光代父草拟《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》,从各方面阐述添置弓手增设武官。
  庆历元年(1041年)十二月,司马池病死在晋州,司马光和兄长司马旦扶着父亲的灵柩回到了故乡夏县。双亲的相继去世,使司马光悲痛万分,他叹息“平生念此心先乱”。但他在居丧期间,把悲哀化作发奋读书作文的动力,以排遣无尽的悲伤和寂寞。在此期间,他读了大量的书,写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章,如《十哲论》、《四豪论》、《贾生论》,对一些古人古事,根据自己的见解和感受,提出见解。
  在居丧三年的时间里,他了解了许多下层社会生活的情况。庆历四年(1044年),二十六岁的司马光服丧结束,签书武成军判官,不久又改宣德郎、将作监主簿,权知丰城县事。在短短的时间里,就取得“政声赫然,民称之”的政绩。
  在工作之余,他大量阅读典籍,写下不少论文,如《机权论》、《才德论》、《廉颇论》、《应侯罢武安君兵》、《
诛韩生》、《汉高祖斩丁公》、《甘罗》、《范睢》、《秦坑赵军》等几十篇。
  庆历六年(1046年),司马光接到诏旨。调他担任大理评事、国子直讲。赴京之日,僚友们空府出动,置酒为他饯行。司马光为大家的热情所感动,即席赋诗:“不辞烂醉樽前倒,明日此欢重得无?追随不忍轻言别,回首城楼没晚烟!”这时司马光意气风发,虽然宦海茫茫,风云莫测,但仍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京都。
  庆历七年(1047年),司马光二十九岁,贝州农民王则起义,攻占贝州城,号称“东平郡王”。这时司马光父亲好友庞籍在朝为枢密副使,掌管全国军事要务。司马光写了《上庞枢密论贝州事宜书》,为尽快平息起义给庞籍献计献策。具体建议“以计破”,威胁利诱并用,进行分化瓦解,只诛“首恶”,余皆不问。实际上起义军只坚持66天,首领王则被杀,其余尽皆焚死。
  皇祐元年(1049年),庞籍升任枢密使,举荐司马光任馆阁校勘,但没有得到皇帝的许可。皇祐三年(1051年),司马光三十三岁,由宰相庞籍推荐任馆阁校勘,同知太常礼院。他在任职期间对《古文孝经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,并撰写了《古文孝经指解》一文。皇祐五年(1053年),司马光任殿中丞,除史馆检讨,修日历,改集贤校理,专任史官。从此,司马光开始了对历史的研究。正在司马光潜心研究历史时,庞籍被罢宰相职,降为户部侍郎,出任郓州(今山东郓城境内)知州。庞籍举荐司马光为郓州典学。
  至和元年(1054年),司马光离开志趣相投的
、石杨休、
等人,去往郓州。不久,提任为通判,负责考察全州官吏。
  至和二年(1055年),因庞籍出知并州,为河东路经略安抚使,司马光改任并州通判。
  嘉祐元年(1056年),他连写三封《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》(第一、二、三状),建议仁宗皇帝立储君,而前后三状没有结果以后,又托范镇在奏事时代为转达,请仁宗有个明确答复。但这一切均未说服仁宗,司马光选择了沉默。
  司马光随庞籍在河东路任职期间,宋朝和西夏处于休战时期,但他并没有放松警惕,而是深入民间听取当地人意见。并州乡贡进士刘邕对边事很有研究,写成《边议》10卷,议论很有见地,司马光便予以推荐。
  司马光认为绝市和修建堡垒的办法有利于保护边界地区安宁,于是一面禁绝边民和西夏互市,一面决定修堡。正在这时,带兵将军郭恩,乘酒出击西夏,结果大败而归,自己不得已而自杀。朝廷御史审理此案,庞籍一人承担了责任,事后庞籍被解除了节度使之职,贬谪知青州事,司马光向皇帝连奏三状奏明庞籍是听了他的意见才决定修堡的,说明庞籍完全是出于“欲为国家保固疆圉”的本心,“发于忠赤,不顾身谋”,因为“过听臣言,以至于此”,应当“独臣罪,以至典刑”。而庞籍得知司马光要为自己辩解时,就又上奏章,引咎自归,请求免除司马光之罪,使司马光没有受到任何责罚。
  庞籍和司马光以忘年之交,互相支持、爱护,难能可贵。庞籍死后,司马光不忘庞籍对他的大恩,待其家人如自己的亲人。
  嘉祐三年(1058年)司马光迁开封府推官,赐五品服;嘉祐六年(1061年),擢修起居注。司马光坚决推辞,连上五状,他认为自己“实非所长”,但仁宗一直不收回成命。
  不久,仁宗下诏,迁司马光为起居舍人,同知谏院。任职五年期间,前后向皇帝上奏疏170余份,先后向仁宗上书“三言”、“五规”,多次上书仁宗解决继嗣的问题,仁宗觉得司马光真心为国家社稷考虑,遂将奏折转至中书省。司马光亲自到中书省催办,直到赵曙被立为皇太子。
  司马光四十四岁时,擢为知制诰,但司马光不愿就职,他认为这是一个掌管起草诏令的差事,不是他的特长。为此,他在嘉祐七年(1062年)三月,连上九《辞知制诰状》,说明不适宜任此职务;仁宗皇帝收回诏令,改授天章阁待制兼侍讲,仍知谏院。
  嘉祐八年(1063年)三月二十九日,仁宗驾崩。四月赵曙即位,即英宗。两宫矛盾加剧,司马光看到这种情况,四月十三日进《上皇太后疏》,四月二十七日进《上皇帝疏》,力陈国家当务之急应君民同心、内外协力的道理。六月二十二日,他又上《两宫疏》,指出:“金堤千里,溃于蚁穴;白璧之瑕,易离难合。”皇帝没有太后支持“无以君天下”,太后离开皇帝“无以安天下”。十一月二十六日,又写了两封章奏,一封给皇太后,一封给皇帝。在奏章中,讲历史,摆利害,晓明大义,从全局出发,苦苦相劝,终于得到效验。加之英宗的病情也有所好转,使太后和英宗的矛盾趋于缓和。
  从嘉祐八年(1063年)三月到治平元年(1064年)七月的一年多时间里。司马光为消除太后和英宗之间的矛盾,前后共上奏章17封。在五年的谏官生涯中,除了关注社会上层,帮助朝廷解决好皇位继承和皇帝的修身要领、治国政纲等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外,同时也把注意力放到下层人民身上。他发出了关心人民疾苦,减轻人民负担的呼声。而且这个思想几乎贯穿在他所有的奏章里。他在《论财利疏》中指出:当今天下最苦的是农民,因为“农民苦身劳力,粗衣粗食,还要向政府交纳各种赋税,负担各种劳役。收成好的年代,卖掉粮食以供官家盘剥,遇到凶年则流离失所,甚至冻饿而死”,建议切实采取一些利民措施。
  司马光反对宫中宴饮和赏赐之风,嘉祐六年(1061年),他上书《论宴饮状》,恳请皇帝为民着想,悉罢饮宴。他上《言遗赐札子》,反对朝廷不顾国家实际,厚赏群臣。
  仁宗死后,英宗将仁宗价值百余万的遗物颁赐群臣,司马光也获得近千缗。但这些正确的谏言,因为朝廷腐朽,又触犯一些既得利益者,当然不能被采纳。司马光只好从自己做起,将自己所得赏赐交给谏院为公使钱。
  治平元年(1064年),司马光上奏《乞罢陕西义勇札子》,他认为当时在边防组织“义勇”使百姓“骨肉流离,田园荡尽”,给百姓带来无穷苦难,希望朝廷审察利害。特罢此事。当朝廷不予采纳时,他又写第二封札子,并亲自上殿面见英宗,他说:要防边必须从将帅军政着手,一味拉夫凑数,只能是“徒有惊扰,而实无所用”。英宗这次略有所动,并把上殿札子送中书省和枢密院商量,但一经商量,方知此事拟议已久,难以更改。他又连上六疏,并和宰相
进行辩论,韩琦虽然无言以对,但手中有权,司马光也拿他没办法。这次谏言失败后,司马光连上五状,要求降黜。
  治平二年(1065年),朝廷任司马光龙图阁直学士,仍留任谏职。司马光因对谏官彻底失望了,借机连上三状,要求不当谏官,他在奏章上说:“臣从事谏职,首尾五年,自本朝以来,居此官者,未有如臣之久。臣资质愚戆,惟知报国,竭尽朴忠,与人立敌,前后甚众,四海之内,触处相逢,常恐异日身及子孙无立足之地,以此朝夕冀望解去。”英宗批准他免去谏职,仍进龙图阁直学士。
  治平三年(1066年),司马光将《通志》(以《史记》为主,编成《周纪》5卷,《秦纪》3卷,共8卷)进呈英宗。这部书的时间是从烈王二十三年,韩、赵、魏三家分封起,到秦二世三年,秦朝灭亡为止。英宗看后大为赞赏,并给司马光二条明确指示,一是接续《通志》往下编修,二是决定设立书局,并由司马光自择官属,作为自己的助手。
  治平四年(1067年),英宗病死,神宗
即位。参知政事
极力向神宗推荐,说司马光“德性淳正,学术通明”,神宗任司马光为翰林学士,不久,又任司马光为御史中丞。
  神宗赵顼即位以后,年轻年盛,朝气蓬勃,决心振兴祖业。他在虚心下问、多方征求治国方略以后,感到王安石提出的一整套激进、大胆的变革方案很符合自己的思想,于是在熙宁二年(1069年),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,主持变法。在思想上王安石主张开源,司马光主张节流。司马光和王安石因政见不同,在一些问题上进行激烈的争辩,有时在皇帝主持的议政会议上也毫不相让,但司马光对王安石的变法也并不一概反对,尤其当变法还未显露明显弊病时,他也并未公开持反对意见。甚至有人要弹劾王安石时,他还进行劝解和说服。直到王安石颁发“青苗法”,司马光才表示不同意见,他认为县官靠权柄放钱收息,要比平民放贷收息危害更大,因此表现了强烈不满。
  神宗希望司马光能很好地发挥作用,辅佐自己早日挽救危机,实现国家的振兴。熙宁三年(1070年)二月十二日,擢司马光枢密副使,可是司马光以“不通财务”、“不习军旅”为由,坚决推辞,从十五日到二十七日,连上五封札子,自请离京,后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(现陕西省西安市)。
  熙宁四年(1071年)四月九日,他看到他的好友范镇因直言王安石“进拒谏之计”、“用残民之术”,因而被罢官。司马光愤然上疏为范镇鸣不平,并请求任职西京留司御史台,自己退居洛阳,绝口不论政事,以书局自随,继续编撰《通鉴》,时间长达15年。
  元丰七年(1084年),司马光已六十六岁,《资治通鉴》全部修完,是年七月十一日全书呈上,十一月,《通鉴》的最后部分《唐纪》和《五代纪》修成以后,司马光连同《通鉴考异》、《通鉴目录》一起奏进给神宗皇帝。神宗皇帝十分重视,将书的每编首尾都盖上了皇帝的睿思殿图章,以其书“有鉴于往事,以资于治道”,赐书名《资治通鉴》,并亲为写序。十二月初三日,神宗降诏奖谕司马光,说他“博学多闻,贯穿今古,上自晚周,下迄五代,成一家之书,褒贬去取,有所据依”。并赏与银、绢、衣和马,擢升司马光资政殿学士,迁
为秘书省正字。
  元丰八年(1085年),司马光六十七岁。三月七日,神宗病死,年仅10岁的赵煦继位,是为哲宗。哲宗年幼,由祖母皇太后当政。皇太后向司马光征询治国方略,司马光上《乞开言路札子》,建议“广开言路”。司马光又一次呼吁对贫苦农民不能再加重负担,而且主张新法必须废除,要对农民施以“仁政”,接着上第二份奏疏《修心治国之要札子》,重点谈用人赏罚问题,提出保甲法、免役法和将兵法是“病民伤国,有害无益”。
  皇太后下诏起用司马光知陈州,不久,又下诏除授门下侍郎(即副宰相)。但司马光上疏辞谢,以自己“龄发愈衰,精力愈耗”,请求只任知陈州。以后在周围亲友支持下还是到任就职了。司马光向皇太后进言,为了实现废除新法的政治主张,把因反对新法而被贬的

、李常、

等人招回朝中任职,

等老臣也被召回朝廷任职。
  司马光废除新法,上《请革弊札子》,又在《请更新新法札子》中,把新法比之为毒药,请求立即采取措施,全部“更新”。废除了保甲法,又废除了方田均税法、市易法、保马法,带病得知免役法、青苗法和将官法还未废除,无限感伤地说:“吾死不瞑目矣!”他向吕公著说:“光自病以来,悉以身付医,家事付康(司马康),国事未有所付。”切望吕公著能够完成他的宿愿。同时,上表请求辞位。但皇太后对他很倚重,不但不准辞位,反下诏除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,正式拜为宰相。接着很快就废除了免役法、青苗法。司马光终于完成了自己废除免役法的夙愿,实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。
  司马光在第二次回朝为相期间,辑录《国语》的精要,编成《徽言》一书。又将《历年图》和《百官公卿表》增补、总辑为《稽古录》一书,形成一部“略存体要’’的简明通史,又负责将《资治通鉴》进行了最后的校定。
  元祐元年(1086年)九月初一,司马光因病逝世,享年六十八岁,获赠太师、温国公,谥号文正,宋哲宗赐碑名为“忠清粹德”。死后,哲宗将他葬於高陵。灵柩送往夏县时,京城的人们罢市前往凭吊,有的人甚至卖掉衣物去参加祭奠,街巷中的哭泣声超过了车水马龙的声音。等到安葬的时候,哭的人非常真诚,仿佛是在哭自己的亲人。岭南封州的父老们,也都纷纷祭奠司马光,京城及全国各地都画他的像来祭祀他,吃饭前一定要先祭祀他。
  绍圣元年(1094年),章惇为相,议论司马光更变熙丰法度,哲宗下诏削除司马光的赠谥,毁坏所赐碑。
  绍圣四年(1097年),再贬为清海军节度副使,又追贬朱崖军司户参军。元符三年(1102年),追复太子太保。崇宁二年(1103年),蔡京为相时,再次追降左光禄大夫,旋即除名,将司马光等称为“元祐党人”,刻元祐党人碑,禁止元祐学术。大观年间,追复太子太保。靖康元年(1126年),赠太师,再次赐谥。宋高宗建炎年间,配享哲宗庙廷。

学术成就

  
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。其中最大的贡献,莫过于主持编写《资治通鉴》。宋神宗熙宁年间,司马光强烈反对
变法,上疏请求外任。熙宁四年(1071年),他判西京御史台,自此居洛阳十五年,不问政事。这段悠游的岁月,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近4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《资治通鉴》。司马光的独乐园,既是他的寓所,也是《资治通鉴》书局所在地。这里环境幽美,格调简素,反映了园主的情趣和追求。其书局在汴京时已奉诏成立,除了司马光之外,当时的著名学者刘恕、刘攽和
都参与了书局的工作。其中,司马光任主编,刘恕、刘攽、范祖禹为协修,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。司马光来洛阳后,便把《资治通鉴》书局由汴梁迁到洛阳。在独乐园中常住的不仅有书局的工作人员,当时洛阳的名贤如二程、

等也常来此聚会,堪称是一个学术中心。
  他在《进资治通鉴表》中说:“臣今筋骨癯瘁,目视昏近,齿牙无几,神识衰耗,旋踵而忘。臣之精力,尽于此书。”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,成书不到2年,他便积劳而逝。《资治通鉴》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,司马光都亲自动笔,不假他人之手。
  《资治通鉴》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,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,通贯古今,上起战国初期韩、赵、魏三家分晋(公元前403年),下迄五代(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)末年
(宋太祖)灭后周以前(公元959年),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。作者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,依时代先后,以年月为经,以史实为纬,顺序记写;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,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,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。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说:“为人君而不知《通鉴》,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,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。为人臣而不知《通鉴》,则上无以事君,下无以治民。……乃如用兵行师,创法立制,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,鉴古人之所以失,则求胜而败,图利而害,此必然者也。”(《新注资治通鉴序》)
说:“自有书契以来,未有如《通鉴》者。”清代大史学家王鸣盛说:“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,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”(《十七史商榷》卷1)。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《通鉴》时说:“司马温公《通鉴》,亦天地一大文也。其结构之宏伟,其取材之丰赡,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,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,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。温公亦伟人哉!”
  司马光著述颇多。除了《资治通鉴》,还有《通鉴举要历》八十卷、《稽古录》二十卷、《本朝百官公卿表》六卷。此外,他在文学、经学、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,主要代表作有《翰林

藏书

司马光的诗文

送贤良陈著作

宋代司马光

海隅方万里,豪隽几何人。 百汰求才尽,三薰得士新。 声华四方耸,器业一朝伸。 佗日苍生望,非徒泽寿春。

资治通鉴 · 卷六十八 · 汉纪六十

宋代司马光

起强围作噩,尽屠维大渊献,凡三年。 孝献皇帝癸建安二十二年(丁酉,公元二一七年) 春,正月,魏王操军居巢,孙权保濡须,二月,操进攻之。初,右护军蒋钦屯宣城,芜湖令徐盛收钦屯吏,表斩之。及权在濡须,钦与吕蒙持诸军节度,钦每称徐盛之善。权问之,钦曰:“盛忠而勤强,有胆略器用,好万人督也。今大事未定,臣当助国求才,岂敢挟私恨以蔽贤乎!”权善之。三月,操引军还,留伏波将军夏侯惇都督曹仁、张辽等二十六军屯居巢。权令都尉徐详诣操请降,操报使修好,誓重结婚。权留平虏将军周泰督濡须;硃然、徐盛等皆在所部,以泰寒门,不服。权会诸将,大为酣乐,命泰解衣,权手自指其创痕,问以所起,泰辄记昔战斗处以对。毕,使复服;权把其臂流涕曰:“幼平,卿为孤兄弟,战如熊虎,不惜躯命,被创数十,肤如刻画,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,委卿以兵马之重乎?”坐罢,住驾,使泰以兵马道从,鸣鼓角作鼓吹而出。于是盛等乃服。 夏,四月,语魏王操设天子旌旗,出入称警跸。六月,魏以军师华歆为御史大夫。 冬,十月,命魏王操冕十有二旒,乘金根车,驾六马,设五时副车。 魏以五官中郎将丕为太子。 初,魏王操娶丁夫人,无子;妾刘氏,生子昂;卞氏生四子:丕、彰、植、熊。王使丁夫人母养昂。昂死于穰,丁夫人哭泣无节,操怒而出之,以卞氏为继室。植性机警,多艺能,才藻敏赡,操爱之。操欲以女妻丁仪,丕以仪目眇,谏止之。仪由是怨丕,与弟黄门侍郎廙及丞相主簿杨修,数称临菑侯植之才,劝操立以为嗣。修,彪之子也。操以函密访于外,尚书崔琰露板答曰:“《春秋》之义,立子以长。加五官将仁孝聪明,宜承正统,琰以死守之。”植,琰之兄女婿也。尚书仆射毛玠曰:“近者袁绍以嫡庶不分,覆宗灭国。废立大事,非所宜闻。”东曹掾邢颙曰:“以庶代宗,先世之戒也,愿殿下深察之。”丕使人问太中大夫贾诩以自固之术。诩曰:“愿将军恢崇德度,躬素士之业,朝夕孜孜,不违子道,如此而已。”丕从之,深自砥砺。它日,操屏人问诩,诩嘿然不对。操曰:“与卿言,而不答,何也?”诩曰:“属有所思,故不即对耳。”操曰:“何思?”诩曰:“思袁本初、刘景升父子也。”操大笑。操尝出征,丕、植并送路侧,植称述功德,发言有章,左右属目,操亦悦焉。丕怅然自失,济阴吴质耳语曰:“王当行,流涕可也。”及辞,丕涕泣而拜,操及左右咸歔欷,于是皆以植多华辞而诚心不及也。植既任性而行,不自雕饰,五官将御之以术,矫情自饰,宫人左右并为之称说,故遂定为太子。左右长御贺卞夫人曰:“将军拜太子,天下莫不喜,夫人当倾府藏以赏赐。”夫人曰:“王自以丕年大,故用为嗣。我但当以免无教导之过为幸耳,亦何为当重赐遗乎?”长御还,具以语操,操悦,曰:“怒不变容,喜不失节,故最为难。”太子抱议郎辛毘颈而言曰:“辛君知我喜不?”毘以告其女宪英,宪英叹曰:“太子,代君主宗庙、社稷者也。代君,不可以不戚;主国,不可以不惧。宜戚宜惧,而反以为喜,何以能久!魏其不昌乎!”久之,临菑侯植乘车行驰道中,开司马门出。操大怒,公车令坐死。由是重诸侯科禁,而植宠日衰。植妻衣绣,操登台见之,以违制命,还家赐死。 法正说刘备曰:“曹操一举而降张鲁,定汉中,不因此势以图巴、蜀,而留夏侯渊、张郃屯守,身遽北还,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,必将内有忧逼故耳。今策渊、郃才略,不胜国之将帅,举众往讨,必可克之。克之之日,广农积谷,观衅伺隙,上可以倾覆寇敌,尊奖王室;中可以蚕食雍、凉,广拓境土;下可以固守要害,为持久之计。此盖天以与我,时不可失也。”备善其策,乃率诸将进兵汉中,遣张飞、马超、吴兰等屯下辨。魏王操遣都护将军曹洪拒之。 鲁肃卒,孙权以从事中郎彭城严畯代肃,督兵万人镇陆口。众人皆为畯喜,畯固辞以“朴素书生,不闲军事”,发言恳恻,至于流涕。权乃以左护军虎威将军吕蒙兼汉昌太守以代之。众嘉严畯能以实让。 定威校尉吴郡陆逊言于孙权曰:“方今克敌宁乱,非众不济;而山寇旧恶,依阻深地。夫腹心未平,难以图远,可大部伍,取其精锐。”权从之,以为帐下右都督。会丹杨贼帅费栈作乱,扇动山越。权命逊讨栈,破之。遂部伍东三郡,强者为兵,羸者补户,得精卒数万人。宿恶荡除,所过肃清,还屯芜湖。会稽太守淳于式表“逊枉取民人,愁扰所在。”逊后诣都,言次,称式佳吏。权曰:“式白君,而君荐之,何也?”逊对曰:“式意欲养民,是以白逊。若逊复毁式以乱圣听,不可长也。”权曰:“此诚长者之事,顾人不能为耳。” 魏王操使丞相长史王必典兵督许中事。时关羽强盛,京兆金祎睹汉祚将移,乃与少府耿纪、司直韦晃、太医令吉本、本子邈、邈弟穆等谋杀必,挟天子以攻魏,南引关羽为援。 孝献皇帝癸建安二十三年(戊戌,公元二一八年) 春,正月,吉邈等率其党千馀人,夜攻王必,烧其门,射必中肩,帐下督扶必奔南城。会天明,邈等众溃,必与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共讨斩之。 三月,有星孛于东方。 曹洪将击吴兰,张飞屯固山,声言欲断军后,众议狐疑。骑都尉曹休曰:“贼实断道者,当伏兵潜行;今乃先张声势,此其不能,明矣。宜及其未集,促击兰。兰破,飞自走矣。”洪从之,进,击破兰,斩之。三月,张飞、马超走。休,魏王族子也。 夏,四月,代郡、上谷乌桓无臣氐等反。先是,魏王操召代郡太守裴潜为丞相理曹掾,操美潜治代之功,潜曰:“潜于百姓虽宽,于诸胡为峻。今继者必以潜为治过严而事加宽惠。彼素骄恣,过宽必弛;既弛,又将摄之以法,此怨叛所由生也。以势料之,代必复叛。”于是操深悔还潜之速。后数十日,三单于反问果至。操以其子鄢陵侯彰行骁骑将军,使讨之。彰少善射御,膂力过人。操戒彰曰:“居家为父子,受事为君臣,动以王法从事,尔其戒之!” 刘备屯阳平关,夏侯渊、张郃、徐晃等与之相拒。备遣其将陈式等绝马鸣阁道,徐晃击破之。张郃屯广石,备攻之不能克,急书发益州兵。诸葛亮以问从事犍为杨洪,洪曰:“汉中,益州咽喉,存亡之机会,若无汉中,则无蜀矣。此家门之祸也,发兵何疑!”时法正从备北行,亮于是表洪领蜀郡太守;众事皆办,遂使即真。初,犍为太守李严辟洪为功曹,严未去犍为而洪已为蜀郡;洪举门下书佐何只有才策,洪尚在蜀郡,而祗已为广汉太守。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。 秋,七月,魏王操自将击刘备;九月,至长安。 曹彰击代郡乌桓,身自搏战,铠中数箭,意气益厉;乘胜逐北,至桑干之北,大破之,斩首、获生以千数。时鲜卑大人轲比能将数万骑观望强弱,见彰力战,所向皆破,乃请服,北方悉平。 南阳吏民苦繇役,冬,十月,宛守将侯音反。南阳太守东里衮与功曹应余迸窜得出;音遣骑追之,飞矢交流,余以身蔽衮,被七创而死,音骑执衮以归。时征南将军曹仁屯樊以镇荆州,魏王操命仁还讨音。功曹宗子卿说音曰:“足下顺民心,举大事,远近莫不望风;然执郡将,逆而无益,何不遣之!”音从之。子卿因夜逾城从太守收馀民围音,会曹仁军至,共攻之。 孝献皇帝癸建安二十四年(己亥,公元二一九年) 春,正月,曹仁屠宛,斩侯音,复屯樊。 初,夏侯渊战虽数胜,魏王操常戒之曰:“为将当有怯弱时,不可但恃勇也。将当以勇为本,行之以智计;但知任勇,一匹夫敌耳。”及渊与刘备相拒逾年,备自阳平南渡沔水,缘山稍前,营于定军山。渊引兵争之。法正曰:“可击矣。”备使讨虏将军黄忠乘高鼓噪攻之,渊军大败,斩渊及益州刺史赵颙。张郃引兵还阳平。是时新失元帅,军中扰扰,不知所为。督军杜袭与渊司马太原郭淮收敛散卒,号令诸军曰:“张将军国家名将,刘备所惮。今日事急,非张将军不能安也。”遂权宜推郃为军主。郃出,勒兵按陈,诸将皆受郃节度,众心乃定。明日,备欲渡汉水来攻;诸将以众寡不敌,欲依水为陈以拒之。郭淮曰:“此示弱而不足挫敌,非算也。不如远水为陈,引而致之,半济而后击之,备可破也。”既陈,备疑,不渡。淮遂坚守,示无还心。以状闻于魏王操,操善之,遣使假郃节,复以淮为司马。 二月,壬子晦,日有食之。 三月,魏王操自长安出斜谷,军遮要以临汉中。刘备曰:“曹公虽来,无能为也,我必有汉川矣。”乃敛众拒险,终不交锋。操运米北山下,黄忠引兵欲取之,过期不还。翊军将军赵云将数十骑出营视之,值操扬兵大出,云猝与相遇,遂前突其陈,且斗且却。魏兵散而复合,追至营下,云入营,更大开门,偃旗息鼓。魏兵疑云有伏,引去;云雷鼓震天,惟以劲弩于后射魏兵。魏兵惊骇,自相蹂践,堕汉水中死者甚多。备明旦自来,至云营,视昨战处,曰:“子龙一身都为胆也!”操与备相守积月,魏军士多亡。夏,五月,操悉引出汉中诸军还长安,刘备遂有汉中。操恐刘备北取武都氐以逼关中,问雍州刺史张既,既曰:“可劝使北出就谷以避贼,前至者厚其宠赏,则先者知利,后必慕之。”操从之,使既之武都,徙氐五万馀落出居扶风、天水界。 武威颜俊、张掖和鸾、酒泉黄华、西平麹演等,各据其郡,自号将军,更相攻击。俊遣使送母及子诣魏王操为质以求助。操问张既,既曰:“俊等外假国威,内生傲悖,计定势足,后即反耳。今方事定蜀,且宜两存而斗之,犹卞庄子之刺虎,坐收其敝也。”王曰:“善!”岁馀,鸾遂杀俊,武威王祕又杀鸾。 刘备遣宜都太守扶风孟达从秭归北攻房陵,杀房陵太守蒯祺。又遣养子副军中郎将刘封自汉中乘沔水下,统达军,与达会攻上庸,上庸太守申耽举郡降。备加耽征北将军,领上庸太守,以耽弟仪为建信将军、西城太守。 秋,七月,刘备自称汉中王,设坛场于沔阳,陈兵列众,群臣陪位,读奏讫,乃拜受玺绶,御王冠。因驿拜章,上还所假左将军、宜城亭侯印绶。立子禅为王太子。拔牙门将军义阳魏延为镇远将军,领汉中太守,以镇汉川。备还治成都,以许靖为太傅,法正为尚书令,关羽为前将军,张飞为右将军,马超为左将军,黄忠为后将军,馀皆进位有差。遣益州前部司马犍为费诗即授关羽印授,羽闻黄忠位与己并,怒曰:“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!”不肯受拜。诗谓羽曰:“夫立王业者,所用非一。昔萧、曹与高祖少小亲旧,而陈、韩亡命后至;论其班列,韩最居上,未闻萧、曹以此为怨。今汉中王以一时之功隆崇汉室;然意之轻重,宁当与君侯齐乎!且王与君侯譬犹一体,同休等戚,祸福共之。愚谓君侯不宜计官号之高下、爵禄之多少为意也。仆一介之使,衔命之人,君侯不受拜,如是便还,但相为惜此举动,恐有后悔耳。”羽大感悟,遽即受拜。 诏以魏王操夫人卞氏为王后。 孙权攻合肥。时诸州兵戍淮南。扬州刺史温恢谓兗州刺史裴潜曰:“此间虽有贼,然不足忧。今水潦方生,而子孝县军,无有远备,关羽骁猾,正恐征南有变耳。”已而关羽果使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,将军傅士仁守公安,羽自率众攻曹仁于樊。仁使左将军于禁、立义将军庞德等屯樊北。八月,大霖雨,汉水溢,平地数丈,于禁等七军皆没。禁与诸将登高避水,羽乘大船就攻之,禁等穷迫,遂降。庞德在堤上,被甲持弓,箭不虚发,自平旦力战,至日过中,羽攻益急;矢尽,短兵接,德战益怒,气愈壮,而水浸盛,吏士尽降。德乘小船欲还仁营,水盛船覆,失弓矢,独抱船覆水中,为羽所得,立而不跪。羽谓曰:“卿兄在汉中,我欲以卿为将,不早降何为!”德骂羽曰:“竖子,何谓降也!魏王带甲百万,威振天下。汝刘备庸才耳,岂能敌邪!我宁为国家鬼,不为贼将也!”羽杀之。魏王操闻之流涕曰:“吾知于禁三十年,何意临危处难,反不及庞德邪!”封德二子为列侯。羽急攻樊城,城得水,往往崩坏,众皆恟惧。或谓曹仁曰:“今日之危,非力所支,可及羽围未合,乘轻船夜走。”汝南太守满庞曰:“山水速疾,冀其不久。闻羽遣别将已在郏下,自许以南,百姓扰扰,羽所以不敢遂进者,恐吾军掎其后耳。今若遁去,洪河以南,非复国家有也,君宜待之。”仁曰:“善!”乃沉白马与军人盟誓,同心固守。城中人马才数千人,城不没者数板。羽乘船临城,立围数重,外内断绝。羽又遣别将围将军吕常于襄阳。荆州刺史胡修、南乡太守傅方皆降于羽。 初,沛国魏讽有惑众才,倾动鄴都,魏相国钟繇辟以为西曹掾。荥阳任览,与讽友善。同郡郑袤,泰之子也,每谓览曰:“讽奸雄,终必为乱。”九月,讽潜结徒党,与长乐卫尉陈祎谋袭鄴;未及期,祎惧而告之。太子丕诛讽,连坐死者数千人,钟繇坐免官。 初,丞相主簿杨修与丁仪兄弟谋立曹植为魏嗣,五官将丕患之,以车载废簏内朝歌长吴质,与之谋。修以白魏王操,操未及推验。丕惧,告质,质曰:“无害也。”明日,复以簏载绢以入,修复白之,推验,无人;操由是疑焉。其后植以骄纵见疏,而植故连缀修不止,修亦不敢自绝。每当就植,虑事有阙,忖度操意,豫作答教十馀条,敕门下,“教出,随所问答之”,于是教裁出,答已入;操怪其捷,推问,始泄。操亦以修袁术之甥,恶之,乃发修前后漏泄言教,交关诸侯,收杀之。 魏王操以杜袭为留府长史,驻关中。关中营帅许攸拥部曲不归附,而有慢言,操大怒,先欲伐之。群臣多谏宜招怀攸,共讨强敌;操横刀于膝,作色不听。袭入欲谏,操逆谓之曰:“吾计已定,卿勿复言!”袭曰:“若殿下计是邪,臣方助殿下成之;若殿下计非邪,虽成,宜改之。殿下逆臣令勿言,何待下之不阐乎!”操曰:“许攸慢吾,如何可置!”袭曰:“殿下谓许攸何如人邪?”操曰:“凡人也。”袭曰:“夫惟贤知贤,惟圣知圣,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!方今豺狼当路而狐狸是先,人将谓殿下避强攻弱;进不为勇,退不为仁。臣闻千钧之弩,不为鼷鼠发机;万石之钟,不以莛撞起音。今区区之许攸,何足以劳神武哉!”操曰:“善!”遂厚抚攸,攸即归复。 冬,十月,魏王操至洛阳。 陆浑民孙狼等作乱,杀县主簿,南附关羽。羽授狼印,给兵,还为寇贼,自许以南,往往遥应羽,羽威震华夏。魏王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,丞相军司马司马懿、西曹属蒋济言于操曰:“于禁等为水所没,非战攻之失,于国家大计未足有损。刘备、孙权,外亲内疏,关羽得志,权必不愿也。可遣人劝权蹑其后,许割江南以封权,则樊围自解。”操从之。 初,鲁肃尝劝孙权以曹操尚存,宜且抚辑关羽,与之同仇,不可失也。及吕蒙代肃屯陆口,以为羽素骁雄,有兼并之心,且居国上流,其势难久,密言于权曰:“今令征虏守南郡,潘璋住白帝,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,应敌所在,蒙为国家前据襄阳,如此,何忧于操,何赖于羽!且羽君臣矜其诈力,所在反覆,不可以腹心待也。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,以至尊圣明,蒙等尚存也。今不于强壮时图之,一旦僵仆,欲复陈力,其可得邪!”权曰:“今欲先取徐州,然后取羽,何如?”对曰:“今操远在河北,抚集幽、冀,未暇东顾,徐土守兵,闻不足言,往自可克。然地势陆通,骁骑所骋,至尊今日取徐州,操后旬必来争,虽以七八万人守之,犹当怀忧。不如取羽,全据长江,形势益张,易为守也。”权善之。权尝为其子求昏于羽,羽骂其使,不许昏;权由是怒。及羽攻樊,吕蒙上疏曰:“羽讨樊而多留备兵,必恐蒙图其后故也。蒙常有病,乞分士众还建业,以治疾为名,羽闻之,必撤备兵,尽赴襄阳。大军浮江昼夜驰上,袭其空虚,则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。”遂称病笃。权乃露檄召蒙还,阴与图计。蒙下至芜湖,定威校尉陆逊谓蒙曰:“关羽接境,如何远下,后不当可忧也?”蒙曰:“诚如来言,然我病笃。”逊曰:“羽矜其骁气,陵轹于人,始有大功,意骄志逸,但务北进,未嫌于我;有相闻病,必益无备。今出其不意,自可禽制。下见至尊,宜好为计。”蒙曰:“羽素勇猛,既难为敌,且已据荆州,恩信大行,兼始有功,胆势益盛,未易图也。”蒙至都,权问:“谁可代卿者?”蒙对曰:“陆逊意思深长,才堪负重,观其规虑,终可大任;而未有远名,非羽所忌,无复是过也。若用之,当令外自韬隐,内察形便,然后可克。”权乃召逊,拜偏将军、右部督,以代蒙。逊至陆口,为书与羽,称其功美,深自谦抑,为尽忠自托之意。羽意大安,无复所嫌,稍撤兵以赴樊。逊具启形状,陈其可禽之要。羽得于禁等人马数万,粮食乏绝,擅取权湘关米;权闻之,遂发兵袭羽。权欲令征虏将军孙皎与吕蒙为左右部大督,蒙曰:“若至尊以征虏能,宜用之;以蒙能,宜用蒙。昔周瑜、程普为左右部督,督兵攻江陵,虽事决于瑜,普自恃久将,且俱是督,遂共不睦,几败国事,此目前之戒也。”权寤,谢蒙曰:“以卿为大督,命皎为后继可也。” 魏王操之出汉中也,使平寇将军徐晃屯宛以助曹仁;及于禁陷没,晃前至阳陵陂。关羽遣兵屯偃城,晃既到,诡道作都堑,示欲截其后,羽兵烧屯走。晃得偃城,连营稍前。操使赵俨以议郎参曹仁军事,与徐晃俱前,馀救兵未到;晃所督不足解围,而诸将呼责晃,促救仁。俨谓诸将曰:“今贼围素固,水潦犹盛,我徒卒单少,而仁隔绝,不得同力,此举适所以敝内外耳。当今不若前军逼围,遣谍通仁,使知外救,以励将士。计北军不过十日,尚足坚守,然后表里俱发,破贼必矣。如有缓救之戮,馀为诸君当之。”诸将皆喜。晃营距羽围三丈所,作地道及箭飞书与仁,消息数通。孙权为笺与魏王操,请以讨羽自效,及乞不漏,令羽有备。操问群臣,群臣咸言宜密之。董昭曰:“军事尚权,期于合宜。宜应权以密,而内露之。羽闻权上,若还自护,围则速解,便获其利。可使两贼相对衔持,坐待其敝。秘而不露,使权得志,非计之上。又,围中将吏不知有救,计粮怖惧。傥有他意,为难不小。露之为便。且羽为人强梁,自恃二城守固,必不速退。”操曰:“善!”即敕徐晃以权书射著围里及羽屯中,围里闻之,志气百倍;羽果犹豫不能去。魏王操自雒阳南救曹仁,群下皆谓:“王不亟行,今败矣。”侍中桓阶独曰:“大王以仁等为足以料事势不也?”曰:“能。”“大王恐二人遗力邪?”曰:“不然。”“然则何为自往?”曰:“吾恐虏众多,而徐晃等势不便耳。”阶曰:“今仁等处重围之中而守死无贰者,诚以大王远为之势也。夫居万死之地,必有死争之心。内怀死争,外有强救,大王案六军以示馀力,何忧于败而欲自往?”操善其言,乃驻军摩陂,前后遣殷署、硃盖等凡十二营诣晃。关羽围头有屯,又别屯四冢,晃乃扬声当攻围头屯而密攻四冢。羽见四冢欲坏,自将步骑五千出战;晃击之,退走。羽围堑鹿角十重,晃追羽,与俱入围中,破之,傅方、胡修皆死,羽遂撤围退,然舟船犹据沔水,襄阳隔绝不通。 吕蒙至寻阳,尽伏其精兵冓鹿中,使白衣摇橹,作商贾人服,昼夜兼行。羽所置江边屯候,尽收缚之,是故羽不闻知。糜芳、傅士仁素皆嫌羽轻己,羽之出军,芳、仁供给军资不悉相及,羽言:“还,当治之!”芳、仁咸惧。于是蒙令故骑都尉虞翻为书说仁,为陈成败,仁得书即降。翻谓蒙曰:“此谲兵也,当将仁行,留兵备城。”遂将仁至南郡。麋芳城守,蒙以仁示之,芳遂开门出降。蒙入江陵,释于禁之囚,得关羽及将士家属,皆抚慰之,约令军中:“不得干历人家,有所求取。”蒙麾下士,与蒙同郡人,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铠;官铠虽公,蒙犹以为犯军令,不可以乡里故而废法,遂垂涕斩之。于是军中震栗,道不拾遗。蒙旦暮使亲近存恤耆老,问所不足,疾病者给医药,饥寒者赐衣粮。羽府藏财宝,皆封闭以待权至。 关羽闻南郡破,即走南还。曹仁会诸将议,咸曰:“今因羽危惧,可追禽也。”赵俨曰:“权遨羽连兵之难,欲掩制其后,顾羽还救,恐我承其两疲,故顺辞求效,乘衅因变以观利钝耳。今羽已孤迸,更宜存之以为权害。若深入追北,权则改虞于彼,将生患于我矣,王必以此为深虑。”仁乃解严。魏王操闻羽走,恐诸将追之,果疾敕仁如俨所策。 关羽数使人与吕蒙相闻,蒙辄厚遇其使,周游城中,家家致问,或手书示信。羽人还,私相参讯,咸知家门无恙,见待过于平时,故羽吏士无斗心。 会权至江陵,荆州将吏悉皆归附;独治中从事武陵潘濬称疾不见。权遣人以床就家舆致之,濬伏面著床席不起,涕泣交横,哀哽不能自胜。权呼其字与语,慰谕恳恻,使亲近以手巾拭其面。濬起,下地拜谢。即以为治中,荆州军事一以谘之。武陵部从事樊伷诱导诸夷,图以武陵附汉中王备。外白差督督万人往讨之,权不听;特召问濬,濬答:“以五千兵往,足以擒伷。”权曰:“卿何以轻之?”濬曰:“伷南阳旧姓,颇能弄脣吻,而实无才略。臣所以知之者,伷昔尝为州人设馔,比至日中,食不可得,而十馀自起,此亦侏儒观一节之验也。”权大笑,即遣濬将五千人往,果斩平之。权以吕蒙为南郡太守,封孱陵侯,赐钱一亿,黄金五百斤;以陆逊领宜都太守。 十一月,汉中王备所置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,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于逊。逊请金、银、铜印以假授初附,击蜀将詹晏等及秭归大姓拥兵者,皆破降之,前后斩获、招纳凡数万计。权以逊为右护军、镇西将军,进封娄侯,屯夷陵,守峡口。关羽自知孤穷,乃西保麦城。孙权使诱之,羽伪降,立幡旗为象人于城上,因遁走,兵皆解散,才十馀骑。权先使硃然、潘璋断其径路。十二月,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于章乡,斩之,遂定荆州。 初,偏将军吴郡全琮,上疏陈关羽可取之计,权恐事泄,寝而不答;及已禽羽,权置酒公安,顾谓琮曰:“君前陈此,孤虽不相答,今日之捷,抑亦君之功也。”于是封琮阳华亭侯。权复以刘璋为益州牧,驻秭归,未几,璋卒。 吕蒙未及受封而疾发,权迎置于所馆之侧,所以治护者万方。时有加钅咸,权为之惨戚。欲数见其颜色,又恐劳动,常穿壁瞻之,见小能下食,则喜顾左右言笑,不然则咄昔,夜不能寐。病中瘳,为下赦令,群臣毕贺,已而竟卒,年四十二。权哀痛殊甚,为置守冢三百家。权后与陆逊论周瑜、鲁肃及蒙曰:“公瑾雄烈,胆略兼人,遂破孟德,开拓荆州,邈焉寡俦。子敬因公瑾致达于孤,孤与宴语,便及大略帝王之业,此一快也。后孟德因获刘琮之势,张言方率数十万众水步俱下,孤普请诸将,咨问所宜,无适先对;至张子布、秦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,子敬即驳言不可,劝孤急呼公瑾,付任以众,逆而击之,此二快也。后虽劝吾借玄德地,是其一短,不足以损其二长也。周公不求备于一人,故孤忘其短而贵其长,常以比方邓禹也。子明少时,孤谓不辞剧易,果敢有胆而已;及身长大,学问开益,筹略奇至,可以次于公瑾,但言议英发不及之耳。图取关羽,胜于子敬。子敬答孤书云:‘帝王之起,皆有驱除,羽不足忌。’此子敬内不能办,外为大言耳,孤亦恕之,不苟责也。然其作军屯营,不失令行禁止,部界无废负,路无拾遗,其法亦美矣。”孙权与于禁乘马并行,虞翻呵禁曰:“汝降虏,何敢与吾君齐马首乎!”抗鞭欲击禁,权呵止之。 孙权之称籓也,魏王操召张辽等诸军悉还救樊,未至而围解。徐晃振旅还摩陂,操迎晃七里,置酒大会。王举酒谓晃曰:“全樊、襄阳,将军之功也。”亦厚赐桓阶,以为尚书。操嫌荆州残民及其屯田在汉川者,皆欲徙之。司马懿曰:“荆楚轻脆易动,关羽新破,诸为恶者藏窜观望,徙其善者,既伤其意,将令去者不敢复还。”操曰:“是也。”是后诸亡者悉还出。 魏王操表孙权为票骑将军,假节,领荆州牧,封南昌侯。权遣校尉梁寓入贡,又遣硃光等归,上书称臣于操,称说天命。操以权书示外曰:“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!”侍中陈群等皆曰:“汉祚已终,非适今日。殿下功德巍巍,群生注望,故孙权在远称臣。此天人之应,异气齐声,殿下宜正大位,复何疑哉!”操曰:“若天命在吾,吾为周文王矣。” 臣光曰:教化,国家之急务也,而俗吏慢之;风俗,天下之大事也,而庸君忽之。夫惟明智君子,深识长虑,然后知其为益之大而收功之远也。光武遭汉中衰,群雄糜沸,奋起布衣,绍恢前绪,征伐四方,日不暇给,乃能敦尚经术,宾延儒雅,开广学校,修明礼乐。武功既成,文德亦洽。继以孝明、孝章,遹追先志,临雍拜老,横经问道。自公卿、大夫至于郡县之吏,咸选用经明行修之人,虎贲卫士皆习《孝经》,匈奴子弟亦游太学,是以教立于上,俗成于下。其忠厚清修之士,岂唯取重于搢绅,亦见慕于众庶。愚鄙污秽之人,岂唯不容于朝廷,亦见弃于乡里。自三代既亡,风化之美,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。及孝和以降,贵戚擅权,嬖幸用事,赏罚无章,贿赂公行,贤愚浑殽,是非颠倒,可谓乱矣。然犹绵绵不至于亡者,上则有公卿、大夫袁安、杨震、李固、杜乔、陈蕃、李膺之徒面引廷争,用公义以扶其危,下则有布衣之士符融、郭泰、范滂、许邵之流,立私论以救其败。是以政治虽浊而风俗不衰,至有触冒斧钺,僵仆于前,而忠义奋发,继起于后,随踵就戮,视死如归。夫岂特数子之贤哉,亦光武、明、章之遗化也!当是之时,苟有明君作而振之,则汉氏之祚犹未可量也。不幸承陵夷颓敝之馀,重以桓、灵之昏虐:保养奸回,过于骨肉;殄灭忠良,甚于寇雠;积多士之愤,蓄四海之怒。于是何进召戎,董卓乘衅,袁绍之徒从而构难,遂使乘舆播越,宗庙丘墟,王室荡覆,烝民涂炭,大命陨绝,不可复救。然州郡拥兵专地者,虽互相吞噬,犹未尝不以尊汉为辞。以魏武之暴戾强伉,加有大功于天下,其蓄无君之心久矣,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,岂其志之不欲哉?犹畏名义而自抑也。由是观之,教化安可慢,风俗安可忽哉!

杨白华

宋代司马光

劝君勿嫌杨花太轻薄,篱下沟中纷漠漠。


翠鬟婢子不胜愁,扫尽还飞满朱阁。


晚来风雨送行春,天无游丝地无尘。


雪狂絮乱安可得,孤树青青愁杀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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